質疑1

女兒向家屬下跪？

在網上廣為流傳的監控畫面中，女兒疑似下跪的姿勢，郝阿姨稱這是孩子“太疼了，站不住，軟下來了歇一會兒”。

“這怎么就成了醫院的證據?他們怎么能血口噴人!”郝阿姨越說越激動。這兩天，她和聞訊趕來的丈夫，就住在女兒在縣城的房子里，房間處處，觸景傷情。

這是她的大女兒，讀了本科，畢業后在縣城教補習班。她還有個小兒子，也是大學畢業。郝阿姨說，雖然她生了兩個孩子，都是順產，但她也不可能因此就不了解剖腹產。“她是我的親生女兒，我怎么可能讓她痛到尋死!”

質疑2

夫家不舍得掏錢？

對于網上質疑產婦夫家不舍得掏錢的說法，郝阿姨說她很不能理解，她再次強調：“我們一致同意剖腹產，和有沒有錢沒關系。再說現在誰到醫院不會準備好幾千呢?”

“這個娃娃頭圍偏大，我們之前就知道。但醫生從一開始就說頭圍大一點正常，可以順產。你說現在誰到醫院看病不是要聽醫生的?”

郝阿姨告訴記者，目睹全程的除了她與女婿和親家，還有其他產婦家屬。其中有一位也是綏德縣的，彼此也算相識。“這么多事情都是有人看到的。不是我們空口說白話。”

采訪最后，記者道：希望一切盡早水落石出。

郝阿姨竟然笑出了聲。她問：“真的會水落石出嗎?”

產婦丈夫

從未拒絕剖腹產

產婦姑姑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醫院聲明“基本都是假的”，根本就沒說剖腹產讓家長簽字，一直都說是好著呢。

產婦丈夫延壯壯對院方聲明內容并不認可。延壯壯告訴記者，“不是下跪，她是疼得受不了，人往下癱軟，我扶都扶不住。” 延壯壯還出示了他與妻子的聊天記錄，說沒有感覺到妻子有情緒異常。

劃重點：“醫生說，剖不成了馬上就生了”

劃重點：“沒有拒絕過剖腹產，一直是同意的”

延壯壯告訴記者，在產婦進產房到下午6點之前，他曾與產婦有過幾次電話聯系和發短信，當時并沒有感覺到孕婦情緒和身體狀態有異常。

“第一次大概是上午11點，在電話里她跟我說要吃水果，我就給她買了水果;第二次大概是下四點，她說要吃巧克力和紅牛，我又去給她買了。”但是，兩次給產婦馬某送吃的，他都無法進入產房，只能委托醫護人員送進去。

主治醫生

停職配合警方調查

馬某的主治醫師李瑞琴在該事件發生后，已經被停職了，目前正全力配合警方調查。

榆林第一醫院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產婦馬某墜亡前，尚在待產狀態，因此不能使用鎮痛藥物，而其疼痛也尚未達到峰值。

前述院方負責人還表示，馬某的主治醫師李瑞琴在該事件發生后，已經被停職了，目前正全力配合警方調查。

據該負責人介紹，產婦馬某發生墜樓的窗戶位于醫院婦產科的分娩中心。這個分娩中心很大，包括待產室、產室、手術室、備用手術室等，是一個很大的區域。家屬都在分娩中心門外等候。產婦馬某是在備用手術室的窗戶那兒跳的樓，是五樓的一個窗戶。

該負責人提供的資料稱，事發處窗臺高1.3米，符合建筑安全規范，不具備意外墜落的條件。之所以事發區域的窗戶沒有安裝防盜窗，是因為消防法明確規定，醫院、學校等人員密集的公共場所，其門窗不得設置阻礙救火和人員撤離的障礙 。

榆林市衛計局相關負責人和綏德縣公安局政工科工作人員均向記者證實，警方勘察后認定，排除他殺，馬某系自殺身亡。院方前述負責人5日晚向記者表示，該院剛剛收到綏德縣公安局出具的關于上述勘察結論的書面報告。他沒有透露關于該報告的更多信息。

該負責人說，待產室和產室跟備用手術室隔著一個兩三米寬的走廊，但同在分娩中心里，家屬不能進入，也沒有監控。

家屬和醫院

“誰拒絕了剖腹產”

目前雙方都沒有爭議的一個事實是：由于疼痛難忍，產婦強烈要求剖腹產。但她的要求一直沒有得到滿足，剖腹產手術一直沒有實施。從這個雙方都沒有爭議的事實出發展開討論，似乎更容易找到問題的癥結所在。

當產婦明顯已經無法承受臨產疼痛的時候，她為什么不能自行決定剖腹產呢?盡管目前還不能確定阻止剖腹產的阻力具體來自于誰，但可以確定阻力來源的可能性。一是醫院方面，二是家屬方面。這兩個方面的可能性都不應該忽視，這兩種阻力背后的可能原因都應該充分展開討論。

馬某進入待產區內的備用手術室，翻越窗子跳下。圖片來自華商網。

假設1

阻力來源于醫院

如果家屬的說法屬實，在產婦和家屬共同要求之下，醫院仍然拒絕實施剖腹產手術，那么醫院的理由是什么呢?可能的原因，一是醫生的誤診誤判，二是醫院為了完成順產指標，盡可能少開剖腹產手術。

由于具有高度的專業性和信息不對稱性，醫療行為必然由醫生來主導。診斷結果、狀況評估、風險評估、醫療措施的決策和實施都主要由醫生主導，醫療對象(病患或者產婦)往往只有陳述權、建議權、知情權和同意權。在此過程中，醫生確實存在誤診誤判的可能性。比如，對于無法順產的情況，醫生可能錯誤判斷為可以順產;哪怕沒有錯誤判斷，也有可能對于疼痛超出產婦生理承受極限估計不足。

在這種情況下，醫療責任評估和責任認定，都需要成熟完善的體制機制設計和法規政策給予保障。此外，在醫療專業化、技術化程度越來越高，醫療雙方信息不對稱越來越嚴重的今天，醫生的主導權與醫療對象的權利之間如何平衡，使之形成某種程度上的有益制約，也是一個值得深入討論的問題。

有人指出，部分地區、部分醫院被監管部門下達順產指標。為了完成指標，這些醫院格外珍惜有限的剖腹產名額。這種指標出臺的背景，是因為連年來我國的剖腹產占比持續走高，不但超過了大多數國家和地區，也超過了科學合理的比例。一些醫院為了方便省事和高收費，不加節制地提高剖腹產比例。近些年來，這種亂象受到了各方面的批評。作為一種糾偏措施，確實很難排除個別地方主管部門對醫院進行“窗口指導”，甚至下達順產指標的可能性。

但是，如果這種“窗口指導”和行政指標過于簡單生硬，甚至導致了另一種極端，使真正需要剖腹產的產婦得不到及時手術，危及健康和生命安全，那么由此暴露的監管機制弊病就應該及時修正，防止出現新的悲劇事件。

假設2

阻力來源于產婦家屬

如果實施剖腹產的阻力來自于產婦家屬，那么值得討論的問題也有很多。首先，醫院和醫生作為掌握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能的一方，能否把手術的決定權全部賦予不專業的家屬?

誠然，家屬的知情權、同意權應該得到必要的保障，但能否把之上升為“一票否決權”?醫生的專業判斷、醫療對象的權益和家屬權益，這三者之間應該如何平衡，才能最大程度地保障醫療對象的利益，這是一個值得不斷探討的問題。也有人認為，目前醫院和醫生對家屬過度的權利讓渡，是在醫療糾紛尤其是“醫鬧”頻發的背景下，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無奈之舉。

過度檢查、重復檢查、保守治療、對家屬過度的權利讓渡，都有可能緣于醫生自我保護的考慮。這一點涉及醫療體制機制、法律政策，醫護人員的從業環境，社會輿論氛圍等系統性問題，要解決起來更加棘手。

▲《護理記錄單》記載產程中家屬三次拒絕記錄。

家屬阻止剖腹產還有一些其他的可能原因。比如，有些人認為順產更有益于婦嬰健康，哪怕面臨難產的情況下仍然固執己見。有些人可能考慮經濟負擔問題，因為剖腹產費用更高。還有些人出于各種各樣的錯誤認知或者封建迷信觀念，哪怕到了千鈞一發的時刻仍然拒絕剖腹產。對于這些問題，只要醫生(醫院)、產婦和家屬三方的權利之間能夠形成合理的平衡制約，家屬不掌握“一票否決”的絕對權利，這些問題都比較容易解決，不足以成為阻止剖腹產的決定性力量。

盡管這起事件的真相正在調查之中，相關的責任認定也有待調查清楚之后才能進行，但一個在醫院里待產的大活人，竟然在醫護人員和家屬的眼皮底下活活被疼痛逼死，這一悲劇，足以讓人們深刻反思。

但愿以此事為誡，與醫療過程相關的各方能夠主動作為，修補上述的種種缺陷和漏洞，杜絕類似悲劇再次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