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稅率不利于人才集聚

當前工薪個稅不僅不利于培育中產階層，而且最高45%的邊際稅率過高(月應納稅所得額超過8萬元)，不利于吸引高端人才在中國(內地)納稅，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費，而真正的富豪通過眾多避稅手段來躲避高稅率，使得個稅“調高”難。

黃奇帆表示，當前，個人所得稅最為突出的問題是工薪所得實行45%的最高邊際稅率。跟周邊比，中國香港只有15%，新加坡為22%;跟發展中國家比，俄 羅斯只有13%，巴西為27.5%;跟發達國家比，加拿大為33%，美國為39.6%。這些國家或地區的稅前抵扣項目也不少，投資買房、按揭利息、子女學 費、看病就醫、撫養贍養等大項就能抵扣掉一半左右。

黃奇帆表示，許多跨國公司在亞太區的收入一半以上來自我國，但其亞太總部大部分設在中國香港、新加坡，主因之一就是我國個人所得稅的稅率過高，達到鄰近國家或地區的兩倍多，同時也沒有合理的退免稅政策。

目前，以工薪為主的勞動所得個稅最高45%稅率遠遠高于資本所得20%的個稅稅率，這也引起工薪階層不滿。

一位年薪百余萬的稅務總監此前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加班加點掙得的年薪卻要繳納三四十萬元個稅，而有人炒股一夜暴富掙了幾百萬元，股票轉讓時卻不用交稅，不太公平。

中央財經大學稅務學院副院長樊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由于個稅稅制設計之初，我國缺乏資本，因此當時對資本輕稅，對勞動重稅。而現在客觀條件已經改變，應該更加鼓勵勞動所得，加強對資本征稅，平衡勞動所得與資本所得稅負水平。

黃奇帆表示，工薪階層尤其專業技術人才，由于收入來源單一、稅收由單位代扣代繳而成為個稅收入的主力，這個占比已升至70%左右，而美國個人所得稅的 70%左右來自10%的高收入者。相比之下，我國高收入群體避稅動機很強、方式很多。因此，高稅率并沒有給我們帶來相應高稅收。

張健菁 稱：“我們可以看到不少企業老板不拿工資，或者拿著1元錢工資，從而不用繳納工薪個稅。他們賣掉股權獲得的投資所得也只需要繳納20%的個稅，遠低于目前 最高45%的邊際稅率。當然這些做法屬于合理避稅，并不違法。但真正富豪繳納的個稅比工薪階層還低，這就使得當前個稅改革迫切。”

當然，把國內取得的收入放到海外并不意味著不繳納個稅。張健菁表示，中國政府已經簽署了金融賬戶涉稅信息自動交換標準(CRS)，將與其他國家互換金融賬戶涉稅信息，未來個人海外收入將被本國稅務機關掌握，此舉目的就是打擊利用跨境金融賬戶逃避稅行為。

下調工薪稅率建議不一

對當前工薪個稅稅率和級距進行調整已經達成一定共識，即應降低45%最高邊際稅率，減少稅率級距，擴大級距范圍。具體如何調整各方有不同意見。

黃奇帆建議，首先降低個人所得稅中工薪所得最高稅率，由45%下調至25%，作為推進個人所得稅綜合與分類相結合改革的突破口。

楊志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考慮到周邊國家和地區個稅最高稅率更低，并與企業所得稅稅負(25%)相對接，我國工薪個稅稅率最高邊際稅率可以考慮定在 25%。他建議，可以將現行工薪個稅7檔降為6檔，對月應納稅所得額在5000元以下，適用3%的稅率;5000~1萬元適用5%稅率;1萬~5萬元適用 10%稅率;5萬元~10萬元適用15%的稅率;10萬元~20萬元適用20%稅率;20萬元以上適用25%稅率。

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 家李迅雷近日撰寫文章《個稅改革：需要知行合一》稱，實際上，各地為了鼓勵人才引進，留住稅收大戶，也多采取對高稅級被征稅者先征后返的方式，故實際被征 高稅級者少之又少。因此，與其現行稅制下大量稅源被流失，不如采取國際通行的做法，把現行的7級超額累進稅率調整為5級，即把6級(35%累進稅率)與7 級(45%累進稅率)去掉，剩下5級再做相應調整，最高邊際稅率為30%，最低為5%。

上述稅務總監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降低最高邊際稅率是大勢所趨。不過，他對工薪個稅最高稅率降低到25%并不樂觀，因為這可能對財政收入影響比較大。

樊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在降低工薪稅率和級距之前，應該考慮個稅在整體收入中的比重保持在什么水平。如果按照本輪稅制改革提高直接稅(如個稅)比重，降 低間接稅比重的大方向，個稅稅率和級距調整后，個稅收入如果大幅下滑顯然不符合改革方向。因此，在實際操作中，還需要根據個稅大數據來合理界定稅率和級距 水平。

樊勇認為，大幅降低工薪個稅稅率做法簡單，但調節收入作用和效果并不精準。而通過推出住房貸款利息、教育支出等個稅專項抵扣方式，與個人負擔緊密相連，減稅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