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播劇《人民的名義》中有一個“趙處長”，在短短4年內就貪污受賄2億多元，成為“小官大貪”的典型。現實中，有一名村干部，在18年里將村集體資產通過各種渠道轉移、侵吞，變為私有，涉案金額高達1.5億元。此人就是安徽淮北市烈山村黨委原書記劉大偉。出逃美國的劉大偉歸國被抓后，好多村民放炮慶祝。(《安徽商報》5月8日)

一個村書記，居然能夠貪腐侵占集體資產1.5億元，“胃口”夠大，也夠“能干”的。在朋友圈留言和網友跟帖中竟然不乏艷羨者。是人們已經喪失了辨別是非的能力了嗎?難道公眾對于類似的“大官大貪”“小官巨貪”已經失去了新鮮感，只剩下了對金額的好奇?

當然不是。無論“大貪”還是“小貪”，其所侵占的都是民脂民膏、公共利益，要說公眾不在乎、不憤怒，顯然是說不過去的。問題是，憤怒之余，公眾更關心的是，為什么一個小小村官可以在18年里蠶食鯨吞1.5億元卻無人過問?各類監管制度、約束機制、舉報渠道為什么統統失靈，直到劉大偉賺了個腦滿腸肥，在安徽省委第五巡視組的介入之下才捅破了這個膿瘡?

所有的問號，其實都可歸結為一句話：負責監管的“上級”去哪了?

劉大偉一開始擔任村集體企業友誼二礦礦長，他大肆侵占公共利益就此開始。劉大偉不僅是一名村干部，還是一名標準的商人。他之所以有能力私吞巨款，跟村企業的營利能力是分不開的。即便是集體企業，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鄉村集體所有制企業條例》之規定，各級人民政府鄉鎮企業行政主管部門也有責任對其實施監督管理，“企業廠長(經理)侵犯職工合法權益，情節嚴重的，由企業所有者給予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集體企業何以成了管理者自家的“搖錢樹”?

劉大偉把村集體的礦裝進自己的口袋，瘋狂聚斂，就算上級一時不知情，也不至于閉目塞聽18年之久。報道說，劉大偉后來擔任了村書記，據說是因為落實上級拆遷任務時手段強硬，那么，除了“拆遷給力”之外，有沒有利益輸送的問題?

這些問題，隨著劉大偉的落網，以及司法程序的展開，應得到解答。既要調查審理清楚劉大偉本人的貪腐問題，也要調查清楚劉大偉依附的利益鏈條;既要嚴厲懲治侵吞集體資產的村書記，也要鏟除造就劉大偉的土壤。

從常識看，一個小小的村官，即便再強勢、再蠻霸，若想做到“一手遮天”，往往也難乎其難。除了老百姓的舉報，任何一個上級部門的介入，都將形成強大的壓力。反之，如果這些對劉大偉都構不成威脅，甚至其主導的友誼二礦與上級相處甚歡，恐怕只有一個解釋，那就是頭上有頂保護傘。

這一事件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一些地方在基層治理方面仍存在巨大問題。一方面，掌握資本的人為所欲為，并染指基層政權;另一方面，監管者充耳不聞。這些均會導致基層組織出現“黑惡化”的傾向，阻礙民眾與政府形成良性互動關系。至少在淮北市烈山村，已經出現了基層治理生態的嚴重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