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兩會”期間，經濟政策再度引發關注。中國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GDP增速目標是6.5%至7%，這既是21年來首次設立增長區間值，同時較大區間的設立也預示宏觀經濟不確定性加大，客觀上要求宏觀政策進一步創新。雖然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的總基調不變，但財政政策相比往年更加積極的特征頗為突出，這也是今年宏觀政策創新的重要體現。今年不僅將財政赤字率提高到3%，而且把全面實施營改增、全面推開資源稅從價計征、確定增值稅中央和地方分享比例等納入年度計劃。這些舉措相比貨幣金融更加突出，但其受到的熱議程度卻低于預期，這不僅在于財稅政策可能對個體直接影響較小的原因，更重要的在于財稅術語的生僻難懂，以及財稅改革在近年來進展較慢的事實，這就有必要從這兩個方面進行更深入的解讀。

從社會對于財稅改革的認識的來看，當前民眾對于通貨膨脹率、存款準備金率、利率等生僻的貨幣金融概念已經不再陌生，而以預算為核心的財政歷來給人的印象是“外行看不懂、內行看不清”，雖然一些財稅專家具有較深的理論造詣，但能夠洞悉中國財政運行的專家為數不多，財稅改革的理論研究與現實問題的脫節難以回避。

重要的例子是近年來修訂的《預算法》，其中備受爭論的核心焦點在于財政與央行在財政資金管理上的權責劃分，眾多專家認為財政與央行分別扮演著財務與出納的角色，相互之間形成了制衡的關系，從而應讓央行而不是財政管理財政國庫資金，因為據此央行可以對財政資金撥付形成監督。然而，實現這個目標的前提是央行管理著財政資金支出的預算編制、支出進度、支出計劃審核及資金撥付的批復等職能，否則央行只能被動依據財政支付指令而進行撥款，監督財政資金的支出也就成為空話。

現實的情況是財政資金的預算編制到撥款等全流程都是財政部門來完成，在此情況下，央行只能對財政庫底資金進行被動管理，近年來沉淀在中國央行國庫中的閑置資金長時期保持在3萬億人民幣左右，這與地方政府債務高位運行的狀況不相匹配。缺乏與財政部門的協調配合，央行難以單方面開展國庫現金管理以提升財政庫底資金的效率。美國等發達國家都將財政與央行在國庫現金管理方面的協調配合作為重要的內容，而不是簡單將其權利界定給其中的一方，揭示了《預算法》等推動財稅制度的改革與現實的脫節問題。

除了社會尤其是學界推動財稅改革的研究有待提升之外，政府對于財稅改革意愿不強也是財稅改革緩慢的重要原因。在當前宏觀經濟減速背景下，理論上亟待通過減稅以提升微觀主體投資消費意愿，各地應更重視放水養魚而不是竭澤而漁，但諸多地方政府還將財政收入納入經濟發展的重要考核指標，財政收入增速下滑或者負增長將對地方的考核構成負面影響，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將尋求各種渠道以增加財政收入，結果將進一步降低企業等微觀主體投資回報，積極財政政策難以落到實處，在經濟減速時實行減稅的跨周期財政預算平衡機制等改革難以推進也就不難理解。

當然財稅改革進展緩慢并非近年來的問題，而是從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來所暴露的重要現象，那為何當前要更加重視財稅改革呢？從中央與地方財政體制來看，地方財政收支矛盾加劇倒逼當前財稅改革加速推進。分稅制提升了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及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比重，對于提升國家財政宏觀調控能力起著巨大的作用，但近年來很多地方政府大量增加基礎設施建設，地方債務持續大幅上升，而支撐地方債務償還能力的土地財政伴隨著房地產分化而難以持續，地方融資平臺的規范運作使得傳統的融資渠道受到遏制，中央地方財政體制若不進行改革，地方財政收支矛盾可能越發突出。